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 同一年7月29日北京沦陷. 与此同时，北大、淸大相继宣布南迁，学术文化界人士纷纷南下。在这种情形下,周作人却执意留京.对于他的留平动机乃至后日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敎育督办，成为高级亲日官僚一事, 早已众口纷坛。但本文旨意不在于此，暂且搁置. 本文关注的对象是沦陷区人的生活基地与活动空间一身的北京.战争连绵不断，使北京的政治、军事、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同时对北京的文化环境, 尤其是对北京文化人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面对剧变所持的态度因人而异。但当时的“政治力学”与身处其中的文化机构和团体的冲突,自然有意无意地限制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与态度.在如此的北京文化空间，名副其实的代表人，正是文化名人周作人。
随着中日战争长期化,淪陷之下自然而然产生了对于文化的需要和渴望, 周作人的身边的人中出现了劝其执笔写作的动向，因在大多数文学家已离京的状况下, 除了周作人以外, 不可能再另有求心点。于是, <朔风><中国文艺>等文艺刊物吸收了以周作人为首的沈黙中的文人学者们,并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果。这证实了在淪陷区的北京,周作人的文化地位仍然扎实，甚至标榜纯粹文艺的其他刊物杂誌社也争先恐后加入同周作人约稿的行列,是否刊载周作人之作不知不觉形成了衡量刊物质量的尺度。但随着日本当局开始着手于对淪陷区文化的控制,周作人逐渐被视为眼中钉，具有古都文化人气氛的周作人的不着边际的态度和言说，足以引起日本当局的不满。1940年12月, 特别是任华北政务委员会敎育督办僞职的周作人,其活动方式及范围距日本军部所期待的积极活跃的亲日宣传活动相差甚远，仅限于一个普通官僚的日常工作而已。因此, 日方有关人员开始另寻计策，试图物色别人。从此，北京文坛呈现以周作人为轴心的文人学者团体和以日本势力为靠山的新进文人群体分化的局面。其中典型人物有周作人的弟子沈啓无和创作转向的日本作家林房雄。
林房雄的介入导致了北京文坛的二分化，新进少壮团体以其少壮性来与周作人的‘艺文社’争长竞短, 而年轻气盛的少壮团体，并不是仅凭年纪作为区别的标志, 而且还有其他对立性特征的。从1942年起,最为显眼的是从‘满洲’流入北京的一群靑年开始形成了华北作家协会的主流.这些文学靑年是积极赞颂‘大东亚文学’的崇仰者, 他们试图通过投身于“大东亚文学”，扫除荡保持沉默的‘老作家’团体的软弱无力的状态。强烈的逆反心理使他们投奔<武德报>和林房雄, 而不是周作人。在第二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 片冈铁兵针对周作人的<中国的思想问题>所作的挑战性发言也正基于这一点。
就片冈铁兵事件而言, 无论经过如何, 最终胜利者仍是周作人。不过, 围绕<中国的思想问题>的政治力学幷不是那幺简单的。<中国的思想问题>虽然正式使用大肆唿吁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方的‘共存共荣’等用语，但文章的要旨则是不许侵犯中国人民的生存本能,而重视生存的现世态度是源于儒家传统的中国特有的健全思想。而且揭示了亂世的责任‘不在于敎化(即文化宣传与敎育:笔者) 而在于政治’, 无形中令人聯想起汪精卫的 “‘东亚聯盟论”提倡的 “政治独立”。对此片冈铁兵在致周作人的答信中坚持“此文无非将使拒否大东亚战争, 或至少亦对于此战争出于傍观地位之一部分, 中国人之态度予以传统道德之基础, 而使之正当化耳”的观点, 大槪正是他读出了其中蕴涵的政治立场。
所谓片冈铁兵的'反动老作家'案件, 实际上以周作人的胜利拉下了序幕。不过 终战后, 在周作人的汉奸案审理中, 中国最高法院对此案件作出了如下判决:
声请人身任僞职, 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缐, 主张全面和平, 反对抗战国策, 此种論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僞政府所发之唿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过责.
总之, 中国最高法院以<中国的思想问题>是“主张全面和平, 反对抗战国策”的“代表汪精卫政府(僞政府)所发之唿声”, 从而就是“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缐”的推论，判决周作人为有罪。换言之,就是<中国的思想问题>和汪精卫的政治主张处于同轨,而汪精卫政府亦和日本侵略者一样的理论。它反映了经历抗战,并以其为自己歷史的中国政界、学术界对汪精卫政府的普遍认识。实际上, <中国的思想问题>这篇文章, 隐藏着以淪陷区北京这特殊空间为中心的南京汪清卫政府、重庆 延安等抗战地区, 加上日本也涵盖的文化空间形成的个政治文化力学的问题.
周作人和汪精卫互相高看一格则大槪是事实。关于<中国的思想问题>的写作动机，周作人曾提出是“阻止那时僞新民会树立的中心思想, 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据此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的思想问题>暗地里和汪精卫政府的政治主张不是无关的。汪精卫政府的政治主张是集中表现在‘东亚聯盟中国总会’提出的四大纲领上,即‘政治独立’、‘经济协作’、‘军事同盟’、‘文化沟通’。其中, 汪精卫政府倾注最大关注的是‘政治独立’, 而这正是和受到日本占领当局直接统制的新民会对立的一面。在此我们不难窥见, 周作人对战争坚持必败论的观点, 正是以军事失败主义为出发点, 期待着从另一个角度 ― 非军事性战略, 进行平和的事态解决, 所以汪精卫政治主张必引起他的共鸣。在这里, 值得关注的是, 当发表<中国的思想问题>时, 他仍身处华北政务委员会要职，担任着华北政务委员会敎育督办, 却发表批评新民会工作, 轮廓性地支持汪精卫政府的政治主张的言说,并非凡事。不仅如此，文章引起片冈铁兵的强烈攻势, 影响到战时日本文化界, 成为国际争论焦点之一，也是耐人寻味的事。以<中国的思想问题>为代表的周作人的写作行为,在中国各地域及日本在内的多维文化空间, 构建并具备了独特的意义。